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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新
我和鄧英淘
我和鄧英淘(鄧力群之子)是北京景山學校的同學。他原名“鄧嬰淘”，英淘的“英”字是后改的，和櫻桃二字同音。當年有首歌叫《櫻桃好吃樹難栽》，我們一唱這歌大伙兒就朝他笑，弄得他怪不好意思的。至于他什么時候改的名，我就不得而知了。
北京景山學校是1960年在原北京市東城區東高和北京市第九十一中學基礎上創辦的，歸中宣部領導。景山學校當年是“九年一貫制”，實行精英教育(指學習成績和思想品格)，淘汰率非常高。景山學校一成立，我就從大佛寺二小轉過來。我們二年級有五個班。到四年級結束時從五個班選出兩個實驗班，剩下的三個班叫普通班。五年級快到期末時，學校突然決定我們小學畢業(按照“九年一貫制”沒有小學畢業一說)，參加全市統一考試。由于教材不同，臨時突擊對口徑。畢業考試，兩個實驗班淘汰了一個，只有一個班直升本校，其余四個班都考到外校去了。同時，從外面招進來一個僅有二十幾人的班。
經過兩輪淘汰，我和英淘成了同班同學。
真正讓我們倆走得比較近的是一次課堂辯論。記得是學習完《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后，老師向大家提出一個問題：你認為魯智深在現在還有沒有學習的價值?思考片刻后，老師讓認為沒有的舉手，呼啦，一下子舉出一大片。又說認為有的舉手，只有兩個人舉手，一個是我，另一個就是鄧英淘。于是，老師讓我們倆走到前邊，讓大家提問，我們回答為什么有。辯論的具體細節記不得了，只記得我沒怎么說，全靠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滔滔不絕的雄辯才能在那時已經表現十足。這以后我們幾個說得來的同學經常在一塊兒玩兒。一是練“塊兒”(就是玩雙杠、單杠)，一是打籃球。
“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我們正值八年級，我們班是八(二)班，年齡大都在十五六歲。我們那一伙兒同學沒怎么分化。由于父輩都受到沖擊，我們在運動中既不太可能領一時之風騷，在潮頭喧囂，也不至于像出身地富反壞右的受歧視和冷落，基本上還相安無事。但因一件事打破了平靜，就是那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
這副對聯在社會上流傳后的第一時間出現在學校中學樓(大門北側)的門口，落款是“革命造反班”。人們進進出出，低聲議論，不敢高聲語，氣氛緊張而壓抑。記得英淘是下午來的。他一到，就有同學指給他看。他看了之后，不容分說，立刻組織我們寫了一副反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造反”，橫批是“重在表現”，貼在門內側，署名是“革命造反二班”，簡稱“革造二班”。此聯一出，馬上引來厲聲質問：“誰貼的?”“我!”英淘大聲地回答。在那種環境下真是需要十足的勇氣，因為早有一批人虎視眈眈地環伺四周。于是，開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英淘嗓子都喊啞了，后來幾乎說不出話來。但在氣勢和語言上毫不輸場。對方最后只能罵他“黑幫子弟”。景山學校這一點比較好，吵得再兇也不動手，學校始終沒有發生武斗。自此以后，“革造二班”算是有了名頭，寫了不少有影響的大字報，大多是英淘口授。
1968年年中，開始畢業分配。我被分配在北京銅制品廠，屬于留城的。但當時受一部反映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紀錄片《軍墾戰歌》的影響，我堅決要去“屯墾戍邊”。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正在招生，我最終如愿以償去了黑龍江兵團。英淘因為他父親還沒有被解放，政審不合格沒有去成。我走之前，我們相約到天安門前合了影，是用當時不太容易搞到的135相機21定膠卷拍的。1969年，英淘被分到山西插隊，我們相隔千里之外。
1970年春夏之交，英淘突然出現在我們連隊。原來他從山西跑到東北看我們來了。這在那個年月本已有些神奇了，更神奇的是，他居然只花了5分錢站臺票，一路蹭車而至。中間他被查出來，轟下車，再想法搭車，不知道換了多少車才到臨近我們團的火車站，再搭車到團部，再搭車到我們連，一路顛簸。他在我們連住了一段時間，又到其他連逗留，前前后后有一個多月，極其灑脫。從東北走后，他又游歷名山大川。在廬山，他居然繞過了九屆二中全會的外圍警戒線，被扣。于是接受審查，被關了快一個月，經審查無事才放出來。這成為他此次出行經歷中最神奇的一幕。
后來，他安心插隊生活，從山西到河南，潛心中國農村問題研究，還當了生產隊長。
1977年恢復高考，我和英淘成為七七屆大學生，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他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兩校相距不遠，我們又時常來往了。那時大學校園的氣氛真是值得懷念。大學生們學習的認真勁兒，和高考指揮棒下的學生完全不同。對知識的渴望，是積十年貧血后的急速汲取，但又不是死讀書。同學們都經歷了社會動蕩和生存壓力，不再是簡單的為分而學，都自覺地聯系著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前途，學術思想異常活躍。年輕人仍然崇尚集體主義。那是一個出思想出人才的年代。
英淘在北大經濟系自然又顯出他的不尋常。他是北大最早自主跨系選課的，也是同時代人中最早把數學引進經濟學的，因此被人稱為“北大經濟系的一位奇人”。
大學畢業后，我繼續讀研，他則踏上探索改革開放前沿問題之途。由于專業的不同，我們彼此的交集少了，但他的身影始終沒有離開我的視野。
1984年年底，當所有人還在為實現現代化而歡欣，并且比照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擘畫中國現代化藍圖時，他就已經在思考現代化的實質是什么，中國要實現什么樣的現代化，西方模式可否為中國所師法了。他當時明顯感到中國的現代化不應該也不可能走發達國家的老路。同時，他還隱約感到，當時國內比較流行的、以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為目標的發展方式，對實現中國的高度現代化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他提出“雙重壓力”問題：第一重壓力是落后的壓力;第二重壓力是世界資源的壓力，即“資源短線制約”。如果占世界人口70%至80%的多數人都要現代化，能源消耗必須得翻兩番﹑四番，地球明顯承受不住。
我欣賞的，不僅僅是他那么早就從資源的角度，在世界范圍內看待中國現代化的可行性，更是他能從最基本的資源問題著眼，得出中國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中國的發展要讓大多數人都能現代化的結論。
此后，他致力于尋求新發展方式，關注水資源調配、水利工程、海水淡化、太陽能、風能、生物能源、清潔燃燒、沼氣、可降解塑料、太陽能陶瓷等，足跡幾乎踏遍整個中國。他不是坐而論道的經濟學家，而是通過實地考察搜集大量第一手資料、數據和案例，推廣新的科技進步成果，為新發展方式和道路做最基礎的工作。他還到遼寧、山東、陜西等地的農村，收集農村沼氣、養豬、養魚、種植水葫蘆等實踐中的成功案例，總結基層在生物質能方面天人合一、循環互動、永續利用的好做法，并不遺余力地加以推廣。他認為，“這些元素開始逐漸成型，將來會支撐起一個多數人的現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現代化”。他提出的“高水北調、低水東調、風水互濟、提升并重、東西對進、調補兼籌”，通過引水再造一個新增100萬平方公里平原的中國，是一個極富有洞見的愿景。
談到中國共產黨的現狀，英淘清醒地看到：“信仰危機確實嚴重，如果中國整個都是貪官污吏當家，共產黨早就完蛋了。紅旗之所以能夠堅持到今天，就是因為行行業業，都有共產黨員在第一線，和人民群眾一道，堅持韌性的持續奮斗”，“我們在基層調研時，到處都碰到這樣的干部和黨員。”所以他相信，在鐮刀斧頭的黨旗下宣誓效忠的8000萬共產黨員不可能完全腐敗。他提出的“堅持名分﹑員主固基﹑期限責任﹑系權制衡﹑兩體互動”的20字改革方針，切中時弊。
2001年年末，我剛過50歲，事業正處在上升期。我是黨史科班出身，在中國人民大學又曾經擔任過中國當代政治教研室主任，可單位機構調整時，沒有讓我去政治史研究室，反而讓我到自己素無積累、在所里屬于小室的文化史研究室，心情沮喪。英淘得知后，和我促膝交談。我很少見他這么講話，一改平時的犀利風格，語帶關切，還有點哥們間的惺惺相惜。他說，其實文化史很有搞頭，開一片新領域不也很好嘛，并用自己擔任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經歷給我例證，使我很快渡過了那段不適
應期。
2009年暮春，一位海外中國學學者到北京，想見英淘，希望我引見。我給英淘打電話，他很爽快地答應下來。我安排在英淘家附近的巴國布衣小聚。談話涉及的是改革開放中的一些人和事。這次見面我有兩個意想不到：一個是英淘對改革開放的歷史有很多獨到的見解，對很多事件熟稔于胸，信手拈來，完全不遜于專門史家;另一個是沒想到他人消瘦得厲害，幾乎有些脫形。我禁不住問他怎么搞的。他依然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說：沒事，血糖有點高，隨我們老爺子。過后不久就得知他的胃癌已到晚期。當2012年年初，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時，他已經不省人事。
能讓我打心眼兒里佩服的人并不多，但英淘絕對是一個。年輕時佩服他有主意、有能力、敢作敢為。成年后佩服他有思想、有眼光、有膽有識。我常常想，給一個什么評價才更切合他，久久不能有所得。不經意間我在網上讀到一篇懷念英淘的文章，稱英淘為“國士”，“‘國士就是把小我扔地上，大我扛肩上，以書生之微、江湖之遠，為蕓蕓眾生、茫茫大地窮理究心，殫精竭慮，死而后已。”(黃紀蘇：《讀李零和鄧英淘》)我認同這一說法。國士是群體中的佼佼者，以英淘的行為和思想力而言，稱其為國士，似不為過。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英淘平時就是這樣，見面沒別的，談的多為國事。即便在垂死的病床上，“那雙大眼睛一如既往閃爍發亮”，“竟無一語涉及生死”，侃侃而談的全是多數人的現代化，普通老百姓的現代化。
記得有一次在力群同志家，談完正事，我順便問一句：淘淘現在怎樣?沒想到力群同志長嘆一聲說：還能怎樣，沾我的光啊!語氣中帶著些許傷感。老人家很少有這種情緒流露。當周圍的人無不為之惋惜時，英淘卻胸懷大格局、大思想，腳踏實地在為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探索，并且堅信“功成不必在我，會有人繼續搞下去”。我們常常說為中國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的那一輩人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后來的人還有沒有這種理想呢?至少英淘還有。作為紅色后代，英淘與先輩的根脈相通，方向相同。他是為大多數人的，體現了那種最難能可貴的革命精神。
我和鄧力群
我認識力群同志50余年。“文化大革命”前他家在朝陽門內新鮮胡同靠近東頭的18號院。我們放學后經常跟著英淘去他家玩，但從來沒有見過力群同志，碰到過幾次力群同志的夫人羅立韻阿姨。我小時候的印象，羅阿姨高高瘦瘦，十分清秀。第一次見到力群同志是在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力群同志受沖擊被勞改，在中宣部大院(現沙灘北街2號)的鍋爐房推小車運煤，赤著上身，穿著一個大褲衩，曬得黝黑。據說無論是勞改還是在干校，力群同志干活都特別賣力氣，是一把好手。
1990年，當代中國研究所(簡稱“當代所”)成立，急需要人。曾任中國社科院常務副院長的丁偉志推薦了我。我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本科、碩士畢業后留校任教，干得也還順風順水，1987年就擔任了系領導，1990年又破格晉升為副教授，并成為碩士生導師。我之所以愿意去，一來在學校搞研究最大的短板是看不到檔案材料;二來國史比黨史領域更寬。力群同志專門把我找去談了一次，意在看我的決心。
1993年春，我正式調入當代中國研究所。調入不久，所里就任命我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編輯部主任。我有些猶豫，丁偉志認為是好事。他說，你在學校搞過教學，現在來搞研究，再做做編輯，你的學術經歷就完整了。
我走馬上任時，還沒有這個刊物，一切皆從頭開始。先是到出版總署跑批文，然后是組建班子，同時廣邀學者寫稿。當時僅有三兩個人，緊趕慢趕，終于在1994年創刊。這里順便披露一個細節。“當代中國史研究”七個字是陳云的手書，但不是陳云為刊物題的詞。陳云為當代中國研究所一共題寫兩幅字：一幅是“當代中國研究所”;一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沒有為刊物題詞。是我們取了“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前六個字，嵌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中的“史”字，集成“當代中國史研究”作為刊名的。
力群同志自始至終都十分重視和關心這個刊物。他說，當代所是個新成立的單位，別人不了解;國史是個新學科，別人不熟悉。怎么讓人家盡快地了解熟悉呢?就是通過你們的刊物，知道當代所在干什么，國史學科是個什么樣子，刊物是當代所的窗口。所以他定期聽我的
匯報。
新辦一個刊物可不容易，尤其是像國史這樣政治性很強的刊物，陳陳相因不行，要有所創見，還要不觸及敏感問題，因此我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力群同志用他辦《紅旗》雜志的經驗寬慰我說，每期能有一兩篇好的文章就算成功。用稿不要有顧慮，只要言之成理，政治上沒有問題就大膽地用。他還說，不管有什么困難，所里都要及時解決，要集全所之力辦刊。為了做到這一點，雜志社被列為當代所六個內設機構之一，級別為正局級。
力群同志關心刊物，卻不干涉刊物，這是讓我感觸最深的一點。從1994年到2002年的八年里，他沒有送過、推薦過、指定過任何一篇來稿。另外就是他從不要求安排諸如工作總結、領導講話一類的文章，避免把學術刊物搞成單位的工作通訊。由于處在一個有利的寬松的環境，《當代中國史研究》迅速成長，幾乎是一年一個臺階。1994年創刊時是季刊，1995年改成雙月刊，1997年擴版，由六個印張擴為八個印張，2000年及時跟進潮流，改為國際流行開本。刊物的質量也逐年提高，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和好評。在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公布的2000年度報刊全文轉載量排名中，《當代中國史研究》在兩類中均位居前20名。在“史地類”中排名第九，在“政治類”中排名第十六(見《光明日報》2001年5月17日版)。在2001年度排名中，在“史地類”中的名次提升到第七(見《光明日報》2002年3月5日版)，這個成績至今未被超越。與此同時，從1998年起，《當代中國史研究》連續獲得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的來源期刊。這充分說明在一個好的領導下能成就一番事業。
我對刊物傾注了全部心血。隨著刊物的成長，我由編輯部主任到副主編，再到主編兼社長。2002年因機構調整，我離開了雜志社。
在力群同志領導下，我還參加了《國史稿》寫作。
《國史稿》的寫作從1992年算起，到2012年正式出版，整整經歷了20年時間。有不少人覺得《國史稿》有這樣那樣的不足，那是因為不了解情況。《國史稿》初稿寫于20世紀90年代初，中間的修改過程磕磕絆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國史稿》的修訂和出版工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況。2012年初，當代所主要領導更替。在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懷下，在新一屆領導班子的大力支持下，《國史稿》的修訂、送審和出版工作重新啟動。以現在的眼光審視20世紀90年代的作品，當然會感到不盡完美。不能不承認與力群同志所期望的，《國史稿》“務必要超過以前出版的所有國史著作”，與當代所老所長李力安同志所要求的，“《國史稿》應該是權威版本，國家水平”是有差距的，其中的原因不完全是水平問題。
跟著力群同志寫國史，使我受益匪淺。他的一些做法想法，在當時不覺得有什么，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以后，才會覺出其中的深刻用意，而這時你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豐富了、提高了。
比如，關于史觀。力群同志指導我們一開始就立足于寫共和國通史。他說，新中國的歷史是全面發展的歷史，應當全面地研究。要把社會主義建設中涌現出來的大量驚天動地的英雄人物和宏偉業績反映出來，把社會主義歷史潮流在中國沖決種種艱難險阻而奔騰前進的必然趨勢反映出來，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反映出來，把黨和人民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經驗和教訓總結出來，這就要求在史觀上是通達的，防止視野過窄，或者一開始就陷入某一具體領域里的傾向。就像列寧說的：“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們防止錯誤和防止僵化。”“全面性的要求”成為我們研究撰寫國史的根本要求。只有從一切必要的方面研究和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歷程，寫出來的國史才會是真實的、準確的、豐滿的。
除了在思想上樹立這樣的觀念，在實踐中，力群同志要求不分研究室不分時期，不管討論哪一卷，研究人員都要全體參加，以便大家了解共和國的整個輪廓和脈絡，只有具備了全面的背景知識，才能恰如其分地寫好具體歷史階段。
力群同志也曾規劃，一旦國史通史寫完，立即分門別類地寫各專門史，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外交史等等，還有人物的專史。他甚至具體提出，前十年的毛澤東至少可以寫兩本，周恩來也可以寫兩本，還有劉少奇、陳云、鄧小平都要寫。我覺得，力群同志在“博”的基礎上“專”的研究路徑是正確的，符合學術規律，更有利于學術人才的成長，特別是避免了新人一入行就陷入狹窄的巷道而打不開眼界的弊病。
又比如，關于理論儲備。力群同志要求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方法，掌握理論武器。他倡導的讀書不是死讀，也不是采取讀書小組那種教條主義的形式，而是有重點、有選擇、有目的地讀。他要求大家讀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是因為這篇被恩格斯稱為“天才的著作”的并不太長的文章對國史研究者來說，可稱得上是經典之作，可比照，可模仿。讀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因為這篇文章寫了國共兩黨、兩個戰場，既有歷史，也有理論，用歷史來論證現實，證明現實問題不是偶然出現的，是歷史發展過來的。在一萬多字的篇幅中，把1924年至1945年這21年總的歷史脈絡、歷史規律寫得清清楚楚，對國史寫作很有幫助。讀《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既要掌握評價歷史事件人物的標準和政策界限，也要做一些新的補充和發揮。讀胡繩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要邊讀邊思索：這本書已經寫過的有哪些內容、提法、論斷、事實在我們的國史中必須寫，還要考慮用什么樣的形式、語言、結構，把那些必須移植過來的東西寫好。然后再考慮哪些內容和事件是這本書中沒有寫或者寫得簡單的，我們國史中應該詳細寫、展開寫。每個重要問題都從這三方面考慮，最終為總體設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書稿做準備。初期來當代所的大多數是搞理論研究的，從理論研究轉到歷史研究談何容易。因此力群同志要求他們讀一點歷史書。《史記》中的《項羽本紀》《高祖本紀》等都是必讀的。
經過對經典理論的學習，對歷史學著作和歷史科學方法論的學習，打好了運用這個方法解決國史寫作的基礎，理論準備充分了，后來的研究和撰寫工作可以少走彎路。
還比如，關于歷史方法論。力群同志反復提示大家要“提煉一些歷史性的東西”，“形成一些歷史性認識”。他認為，把歷史材料不加分析地堆在一起并不是客觀地反映歷史，那樣的東西不能給人以多少啟發。科學意義的寫史，是善于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提煉歷史性的東西。什么是歷史性的東西?一方面是指對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重大決策過程的研究，有一個相對準確和穩定的認識;另一方面是指關注和梳理決策的歷史根據。首先，一項決策是否適應了歷史的變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其次，作出決策以后付諸實踐，又使歷史和社會有了什么進步，使國務活動和國家生活有了什么變化。提煉和挖掘這些發展變化，更能體現歷史整體面貌。在力群同志的這種學術理念指導下，我們在認識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規律、總結歷史規律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
力群同志不僅具有深厚的理論研究功底，而且熟知建國以來中央很多重大決策的始末。他經常給我們講一些他的親身感受，加深我們對歷史細節和政策出臺的理解。我印象深刻的是，關于土改時農村土地狀況。他告訴我們，東北和內地不一樣，內地是土地占有很集中，土地使用很分散。地主集中占有土地，分散租給農民耕種。東北是土地占有很集中，土地使用也很集中。地主大量占有土地，不是分散出租，是集中出租。租地主土地的，不是雇農，是佃農。佃農分佃富農，佃中農。佃富農多的可以租上百畝地，佃中農也租種地主幾十畝土地，他們有五六頭牲口，兩套大車，兩套犁杖，雇傭大批勞動力，長工十個八個，農忙時雇大批零工。知道了這樣的土地關系，就不難理解1950年東北局率先在農村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的緣由了，單干的農民對大片的土地會感到力不從心，尤其是大牲口不可能家家都有，所以，要生產，就必須合作，幾戶或十幾戶的互助合作。
他還說到新疆土地改革。一開始進行得比較順利，土改一搞，農民起來了，我們這些領導頭腦就有點熱，想同時搞牧區土改。新疆牧區搞了，其他少數民族地區怎么辦?不能搞單打獨斗呀!更主要的是，農村土改，地主反抗、破壞，但土地沒法拿走，破壞起來很困難。而牧區就不同了，如果采取不適當的政策，一聲號令，牧主一夜之間就可以把他的牲口全部殺掉，造成整個牧區經濟的破壞。所以，牧區改革和農村改革不僅是個時間先后的問題，而且是不能等同于農村改革的問題。黨中央采取慎重緩進的方針，是經過充分考慮的。后來實際是采取贖買和公私合營的政策。掌握了這些背景知識，去寫土改這一節的內容底氣就足了，對不同政策的解讀也更準確了。
力群同志十分注重發揮所里同志的集體智慧，經他倡議，當代所自1996年開始舉辦雙周學術座談會，一直到2000年他都堅持參加研討，他參會必作發言，每次發言都有所準備。這樣的會開過多少次，沒有詳細的統計，1998年僅研究新時期歷史的座談會就開了17次。在這些座談會上，力群同志身體力行自由研討的會風和實事求是的學風。在長方形的會議桌前，他從不坐在頂端，那是留給發言人的，哪怕是新入所的畢業生，只要是發言，都坐在那里。力群同志只坐在旁邊的第一個位置。討論中會有爭論，從不講身份和地位。我清楚地記得有位年輕的同志因為20世紀60年代鄧子恢搞“包產到戶”的問題，和力群同志直接爭論起來，各說各的道理，絲毫沒有觸犯權威的感覺。有的人口音較重，力群同志聽力不太好，聽不大清楚，事后他會以商量的口吻說，能不能把你的發言稿借給我看一看?
曾有人說《國史稿》是鄧力群的個人著作，這是不負責的說法。力群同志以耄耋之年帶領當代所開拓國史事業，就在于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和發展，推動了整個人類歷史的進步和發展。研究和撰寫共和國史，把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總結出來，貢獻出來，對于中國和世界，對于今天和明天，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堅持了社會主義，這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在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的發展上，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它的地位之重要、作用之巨大，是舉世公認的。撰寫國史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和榮譽的光榮任務”，他要求每一位參加撰寫國史的人都要站在為國家寫史，為人民立傳的高度，寫好一個“可愛的中國”。以力群同志的思想境界，他從不認為這是個人的事，始終看作是黨中央、國務院交辦的一項重要的工作，是鄧小平、陳云、楊尚昆、胡喬木、薄一波等老一輩囑托的未竟的事業。在看到六年時間過去了，《國史稿》的修訂工作始終擱置著，他心急如焚。那一天正好李先念的夫人林佳媚來看望他，見他情緒激動，就勸他。他說：“將來我百年之后見到小平、陳云、尚昆、喬木他們，怎么向他們交代呀!”這番話，足以表明他的心跡。
要做完做好這件事除了基本定型的1949-1984年四卷《國史稿》的修訂和出版工作外，還有《國史稿》后幾卷的續寫工作。為了不影響當代中國研究所履行新的工作任務，力群同志委托老所長李力安同志牽頭組織原來參與國史稿編寫的骨干，主要是一些已經從工作崗位退下來的老同志，研討和修改《國史稿》。同時，著手布局續寫工作。
2006年春，力群同志把我找去，要我在不影響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把《國史稿》第五卷的寫作任務承擔下來。這一卷計劃從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后寫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先用一年時間擬出提綱。2007年夏，我帶著第五卷提綱到北戴河向力群同志匯報。他不顧高齡和高溫，每天上下午兩個半天，逐一點評提綱，并口授他對這段歷史線索的理解和幾件重要大事的看法。根據他的意見，我返回來繼續修改完善提綱。后來由于《國史稿》前四卷的修改工作有了轉機，我又重新回來主持第一卷的修訂，第五卷暫時擱下了。
而這時，力群同志已雙目失明，僅有微弱的聽力。九十幾歲高齡的老人，吃力地聽取身邊工作人員貼在他耳邊一字一句地大聲朗讀《國史稿》的重要章節，并憑著他超人的記憶力，提出修改意見。這是怎樣的一種精神啊!若非有崇高的理想支撐，是做不到的。
2011年的最后一天，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通知力安同志，《國史稿》經過30個部委審后已經沒有問題，修改后可以安排出版了。力群同志得知后，非常激動，他感謝中央對他的信任。2012年國慶前夕《國史稿》正式出版，此時力群同志已臥病在床，身邊同志將樣書送給他。他將書稿貼在臉頰上，反復撫摸，潸然落淚。其情其景，令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四卷出版后，力群同志仍念念不忘后面的續寫工作。我們可以告慰力群同志的是，現在當代所新一屆領導班子，在中宣部的領導下，在中國社科院的支持下，正在全力以赴抓緊這項工作，有望在建國70周年之際出版《國史稿》第五至七卷。
力群同志在黨內的職務不算很高，但經歷不凡：見過斯大林;做過劉少奇的秘書;陪毛澤東讀書;改革開放以后，作為中央的重要助手，參與不少高層領導的工作;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經歷了兩任總書記。用他自己的話說：“直接教育培養我的老一代革命家，從李維漢、張聞天、王震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能夠近距離在黨中央領導同志身邊工作，是我一生的幸事。”
力群同志“是我黨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杰出領導人”。宋平同志回憶：他親聽小平說，力群是我黨的理論家。力群有著那一代黨內“秀才”的獨特魅力。他講話從不用講稿，整理他的講話，只需記錄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他思路特別清晰，邏輯性強，極具理論色彩，又不晦澀難懂。他講話的風格，不疾不徐，有板有眼，不重復，沒有口頭語，一氣呵成，干凈利落。不管講話多長，聽著都不累。
他曾一度處在輿論的風口浪尖，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岔五把他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力群同志“聽到看到，一笑了之”。其實，身在漩渦中，哪能沒有想法?何況有些說法不免是訛傳，有些語言甚至是污辱性的。力群私下就曾表示過自己的“壓力之大!”
力群同志有他強硬的一面，堅持信仰，敢作敢當。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他主持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被說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政治綱領，作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發全黨批判。他頂著極大的壓力，承攬了一切責任，說“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上面沒有布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任”。在那種高壓的氣氛下敢這樣仗義執言，不是件容易的事。宋平同志說：“‘文化大革命是對領導干部的沖擊，也是一種黨性的錘煉”，“無論怎么斗，怎么壓，力群都堅持說真話，保持了共產黨員的黨性原則。”鄧小平送他“湖南騾子”的綽號也是對他這種品格的褒獎。
力群同志也有柔性的一面，他并不古板。他喜愛并擅長篆刻。“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用在干校的業余時間，他刻了一批漢畫像，動物形象靈動飄逸。至今我手頭還保留著他以“又耳氏”名義出版的篆刻線裝書。可惜后來他手抖，無法再拿刻刀。他還喜歡藝術，收集了大量美術畫冊和硯臺。出于對新疆的特殊感情，晚年出門，他總愛戴上一頂新疆小帽，慈祥當中帶著一點和悅。(編輯 王 雪)
(作者是當代中國研究所
研究員)
我與鄧力群一家的交往我的滿叔鄧力群鄧力群和鄧小平:一場“姓資還是姓社”的年月日下午,從媒體上獲知鄧力群已經因病去世,享年百歲。報道中給他加了, 鄧力群同志離世了,中國因此少了一位對社會理想執著的守門人,少了一位具有良知的博學學者,更少了一位忠誠的職業革命家。鄧力群的去世,不可能有全國性, 我與鄧力群一家的交往.,我與鄧力群一家的交往我和鄧英淘我和鄧英淘(鄧力群之子)是北京景山學校的同學。他原名“鄧嬰淘”,英淘的“英”字是后改的, 鄧力群同志離世了,中國因此少了一位對社會理想執著的守門人,少了一位具有良知的博學學者,更少了一位忠誠的職業革命家。鄧力群的去世,不可能有全國性, 標簽:鄧力群一清博媒一清鄧小平中國當代史我與職業革命家鄧力群先生的一些交往一清鄧力群同志離世了,中國因此少了一位對社會理想執著的守門人,, 我現在講一講我同鄧力群交往的經過,講一講他是怎樣因為權力斗爭的需要,由在雙周會議的期間,我認識了劉賓雁和嚴家其,從此,就成為好友。后來,鄧力群,我與胡喬木的交往作者:王夢奎一早就讀過胡喬木的文章和詩詞,直到不料次日鄧力群找我談話,說:喬木同志希望你去當秘書,我說你會同意的。鄧,我和鄧力群的交往○于浩成口述史義軍整理年第期炎黃春秋雜志首頁前十上一下一后十尾頁歡迎進入論壇討論上一篇:下一篇,主要是他講,我們聽,從我保存下來的記錄篇幅看,談了大約一個小時。不料次日鄧力群找我談話,說:喬木同志希望你去當秘書,我說你會同意的。鄧,天前;-;再加上她和楊子撲所迷離的婚姻關系,奧斯卡暈倒他忍不住還跟人家吵架:“我是要生活的,你們鄧力群如果知道笛女有限兩年以后將作價個億
>>南方周末 黃燦 陽光燦爛的日子一一我與《南方周末》《黃燦南方周末》我生命中最好的年華獻給了《南方周末》（下文有時簡稱“周末”）。伴隨”周末”的成長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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