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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曹沖稱象”典故真與假，我們可以來考證幾個問題。
第一、故事的發生地在哪？當地有沒有沒大象？
原文中這頭大象是孫權送來的。
原文：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
近代史學家陳寅恪先生認為當時處于孫吳境內沒有大象，而歷史地理學者曾經總結過大量正史中出現野象的記載，南北朝時今安徽、湖南、江蘇，直至北宋時今湖北等地都出現過野象闖入被獵殺的記載。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則說明亞洲象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580年的活動北界在秦嶺淮河一帶，公元580年至1050年間的北界仍在杭州灣、錢塘江，即使晚到1450年其活動北界仍可以包括福建省內的武夷山。孫權200年接掌江東時就被朝廷封為會稽太守，東漢會稽郡轄境南括今天福建省三明市、漳州市、龍巖市、南平市等地區，遠在亞洲象活動北界（秦嶺淮河）以南。
據元朝史料記載，忽必烈汗在與其弟阿里不哥和海都爭戰時，亦曾驅駕白象指揮戰事。阿里不哥主要統轄的地方是和林(今蒙古國北杭愛省鄂爾渾河上游右岸厄爾德尼召北)以及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此地交戰，出現象戰，理論上來說，此地應該當時也是有白象存活，而且數量應該不小，種群也很優秀。
本人是<<傷寒論>>的愛好者，所以對仲景先師所生活的漢代南陽也做過一定的考據。在學習中發現，南陽漢畫像中的風物具有熱濕地域的特點。南陽漢畫像中有大象，獨角獸等，傳統的研究理念，這些都是異域熱帶的動物，有的人把這些歸于物象，認為是虛寫出來的祥瑞意義。其實不然，要知道《宋史?五行志》中還記載宋代南陽還有大象出沒[7]，何況在漢代呢？竺可楨的氣象學認為歷史上北方的氣溫一直在降低，那么漢代南陽肯定是有大象的。獨角獸的情況亦然。漢畫中頻頻出現漁獵現象，這也能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好，氣溫也會高。
張衡《南都賦》所繪風物說明當時南陽氣候是熱濕的。通過張衡對家鄉南陽的描寫，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動植物，而這里里面有一部分動植物在現在南陽已經看不到了，只有南方才有，或者是南陽現在極少有。例如。文中說到白河兩岸竹子繁茂，而現在就很稀少。我們知道竹子是一熱濕氣候，當時南陽竹子繁茂，說明氣候熱濕。
同時，在中國的幾千年文明史中我們發現，從漢代開始，歷朝歷代都在跟北方的游牧民族長期處于戰事之中，并且隨著越往近代發展，北方游牧民族越來越向南侵襲。根據竺可楨先生的氣象學研究，證明從漢代以后，我國的氣候是趨于變冷態勢，所以北方游牧民族只有一直向南進攻，才能獲得他們需要的物資。《宋史?五行志》記錄了宋代南陽有大象出沒，那么比宋代溫和濕潤的漢代在北方有大象是很正常的，何況東吳之地比南陽氣候要濕潤溫暖的多。不知道陳寅恪先生是一時心血來潮斷定漢代北方沒有大象，還是經過仔細論證的？本人認為的是陳先生的這一推斷是站不腳的。
所以，當時有大象是肯定的。
第二、曹沖稱象用的是哪種原理？
“曹沖稱象”，利用漂浮在水面上的物體的重力等于水對物體的浮力這一物理原理。 聰明的曹沖所用的方法是“等量替換法”。用許多石頭代替大象，在船舷上刻劃記號，讓大象與石頭產生等量的效果，再一次一次稱出石頭的重量，使“大”轉化為“小”，分而治之，這一難題就得到圓滿的解決。 等量替換法是一種常用到的科學思維方法。這里再講一個愛迪生的小故事。美國大發明家愛迪生有一位數學基礎相當好的助手叫阿普頓。有一次，愛迪生把一只電燈泡的玻璃殼交給阿普頓，要他計算一下燈泡的容積。阿普頓看著梨形的燈泡殼，思索了好久之后，畫出了燈泡殼的剖視圖、立體圖，畫出了一條條復雜的曲線，測量了一個個數據，列出了一道道算式。經過幾個小時的緊張計算，還未得出結果。愛迪生看后很不滿意。只見愛迪生在燈泡殼里裝滿水，再把水倒進量杯，不到一分鐘，就把燈泡的容積“算”出來了。這里，愛迪生用倒入量杯里的水的體積代替了燈泡殼的容積，用的也是等量替換法。
最后一個問題，為什么當時的大人都想不出辦法，而年僅七歲的孩童就能想出如此好的辦法呢？
當時的官員都是傻子嗎？竟然還說出“誰有那么大的力氣提得起這桿大秤”?大桿秤不是市場上賣小東西的那種小秤。它是在秤系中穿上一根棍子，兩個人抬起東西，另有一個人專門掌管秤桿和秤砣，看稱出的重量是多少。至于說“把大象宰了，割成一塊一塊的再稱”，簡直是異想天開。如果曹操手下是這樣一幫飯桶，那曹操后來又怎么能夠用這些人打敗對手呢?
其實，史書上根本就沒有上述情節。曹沖稱象的故事出自古代史書《三國志》，里面是這樣記載的：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
鄧哀王是曹沖死后的封號。曹沖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病死，年僅13歲。黃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給曹沖追贈謚號為鄧哀侯，后追加稱號為鄧公。太和五年(公元232年)，又授曹沖謚號為鄧哀王。
曹沖自幼聰明異常，據說很小的時候就趕上了**的智商。當時，吳國國君孫權派人送來一頭大象。大象是陸地上最大的哺乳動物，生活在熱帶及亞熱帶地區。當時的中國，只有南部邊境才有大象。曹操想要知道這頭大象有多重，就向手下的官員詢問辦法，但大家都想不出來。
不過，千萬不要以為這些官員真的都不知道如何辦。因為曹操特別喜歡曹沖，總是稱贊他如何如何聰明。當時曹沖就在現場，擺明了曹操是想讓曹沖露臉出彩。如果哪個官員不知趣，說出了辦法，不是讓曹操很掃興嗎?
曹操權傾朝野，“挾天子以令諸侯”，連漢獻帝都得聽他的。試想，如果有誰掃了曹操的興，那還有好果子吃么?因此，官員們這個時候一問三不知，是最明智的做法。當然，他們想來也不會說出“砍一棵大樹做秤桿”或“把大象宰了割成一塊一塊的再稱”之類的傻話。因為這樣說的話，不僅掉身價，而且說不定曹操會猜出你在裝傻，然后一怒之下把你的腦袋砍掉。
第三、裝的是石頭還是別的東西
官員們都把這個出彩的機會讓給了曹沖。傳統故事里，曹沖是這樣稱象的——
他站出來說：“我有個辦法。把大象趕到一艘大船上，看船身下沉多少，就沿著水面，在船舷上畫一條線。再把大象趕上岸，往船上裝石頭，裝到船下沉到畫線的地方為止。然后，稱一稱船上的石頭。石頭有多重，就知道大象有多重了。”曹操微笑著點點頭。他叫人照曹沖說的辦法去做，果然稱出了大象的重量。
然而，曹沖“往船上裝石頭”的做法是對的嗎?我們不妨來分析比較一下。
一頭大象的重量大約是3至8噸，取個中位數就說五六噸重吧，也就是一萬多斤。可是要找到一萬多斤石頭并搬運到一起，不知道要找到猴年馬月啊?就算不用到處去找，就在岸邊有一堆石頭，那我們再來算一下經濟賬吧。
用船稱象至少需要兩個人，一個人在船上牽著大象，另一個人在船舷邊上劃線刻記號。牽著大象是為了不讓大象走動，因為大象一走動，船就會晃動不穩，劃線的人就畫不準了。同時，不讓大象走動也是為了安全，避免因大象走動弄翻船。如果還是這兩個人把一萬多斤石頭搬到船上，再把它們搬回原地，并把這石頭一塊一塊稱出來，再把稱出來的數量加起來，那得耗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啊?
那么，有沒有更好的辦法呢?有，那就是用水桶往船艙里裝水。因為水就在船邊，往船艙里裝水相對方便得多。實際上，曹沖的做法并不是最省力最有效的。但他畢竟是個只有幾歲的小孩子，過多苛責沒有必要。但作為大漢丞相的曹操竟然“叫人照曹沖說的辦法去做”，實在是太有“興致”了。
但事實真跟故事中說的一樣嗎?讓我們來看看史書上是怎樣記載的——
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可見，《三國志》里的曹沖只是說“把同等重量的其他小東西裝到船上”，至于往船上具體裝的是什么，并沒有說清楚，更沒有說“往船上裝石頭”。故“往船上裝石頭”的情節，恐為后人演繹和杜撰。
當時的年齡是7歲還是更小
曹沖稱象這篇課文中，還有一個地方和史書不同。傳統故事里描述，稱象的時候，“曹操的兒子曹沖才7歲”。可史書里記載，稱象時曹沖的年齡是五六歲。而且，故事中講的7歲是周歲，史書里說的五六歲是虛歲。如果按照周歲來說，曹沖當時應該只有四五歲。
那為何要把曹沖的年齡改大點呢?這很可能是杜撰者覺得四五歲的孩子不可能有這樣的智慧，即便是7歲也已經足夠聰明了。這種調整年齡的做法，當然是有道理的。
曹沖稱象的方法，確實表現出了很高的智慧。他首先要知道，船上裝載的東西越重，船舷沒入水的部分就越深;船上裝載的東西越輕，船舷沒入水的部分就越淺。他還要知道，一個重量大的物體和很多重量小的物體，如果用同一條船來裝載，只要重量相等，船舷沒入水的部分就是一樣的。裝在同一條船上的這些小物體，加在一起的重量總和，就等于裝在同一條船上的大物體重量。所有這些，對于今天還在幼兒園里玩耍的幼童來說，恐怕還是很難理解的。
如果是7歲，那就大不一樣了。今天，7歲的孩子已經是小學二年級了，加減乘除都學了，生活閱歷也豐富多了，智商當然更高多了。但即便如此，一個7歲的孩子，如果沒有自己的實踐經驗，沒有對前人類似經驗的借鑒，也很難憑空想出這種稱象的方法。
其實，神童不過是智商高，但智商并不等于智慧。智商是先天的，智慧是后天的。智慧不是空想出來的，而是從經驗的思辨中獲得的。經驗既包括自己的實踐經驗，也包括對前人經驗的借鑒。稱象的智慧也是一樣，四五歲的曹沖，自己不太可能有如此豐富的實踐經驗。如果沒有對他人經驗的借鑒，僅憑一己智商是不大可能空想出來的。
第四、是否借鑒燕昭王“浮舟”稱豬
那么，曹沖稱象的智慧從何而來呢?南宋吳曾在《能改齋漫錄》卷二“事始”類中，曾提出這樣的看法——
予按：《符子》 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圊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墳，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令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命水官浮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云云。乃知以舟量物，自燕昭時已有此法矣，不始于鄧哀王也。
戰國的時候，北方的一個部落給燕昭王進獻了一頭巨大的豬。獻豬的使者說這頭豬的名字叫養奚若，已經120歲了，人稱“豕仙”。燕昭王派負責養豬的官員專人飼養它。15年之后，這口豬的形體像一座沙丘那么大，四條腿簡直就支撐不起身體了，不得不整天坐著。
燕昭王命令掌管衡器的官員稱一下這口豬到底有多重。起初，掌管衡器的官員拿來十桿最大的秤，每桿大秤可以稱500斤，十桿大秤就可以稱起5000斤。他們用很多繩索把豬兜住，然后把十桿大秤的秤鉤分別掛在不同的繩索上，每桿大秤由兩個身強力壯的大小伙子來抬。可是，20個小伙子不僅抬不起來，而且這十桿大秤也打不起來。掌管衡器的官員又拿來十個秤砣，每桿大秤用兩個秤砣。這樣，一桿大秤可以稱1000斤，十桿大秤就可以稱10000斤了。可是，眾人還是抬不起來。由于用力過猛，結果十桿大秤的秤桿都被折斷了。
燕昭王問大臣們還有什么辦法可以稱這口大豬。水官說可以用“浮舟”來稱量，就是用船來稱量。燕昭王采納了這一做法，最終得以稱出這口大豬“其重千鈞”。一鈞是30斤，千鈞就是30000斤。大豬的重量或許有明顯的夸張，但用船稱豬的方法和用船稱象的方法是類似的。
《符子》這部古書中只說水官用船來稱量大豬，但具體怎么用船稱則語焉不詳。或許別的古書上有記載，但今天已經失傳了;或許別的古書上沒有記載，這就要靠人的學問水平了。
曹沖所受的教育，應該在當時來說是最好的。他的老師一定是博古通今的大學問家，很可能給曹沖講過如何用船稱豬的故事。因此，曹沖就知道用前人這一稱豬的方法來稱象。所以，大致可以推斷，曹沖稱象的智慧來自于對前人經驗的借鑒，而不是單靠神童的智商想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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