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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過電視劇《北平無戰事》 的讀者，想必記得第七集中的一個片段：南京國民政府國防部預備干部局曾可達少將領導的北平“五人調查小組”，在位于張治中路的顧維鈞住宅傳喚中央銀行北平分行行長方步亭。當表情嚴肅的方行長走進審訊大廳時，一向專橫跋扈的曾可達將軍竟然要求其余審訊官一起恭敬地起身迎接。看這架勢，哪像是在審訊嫌疑犯，分明是在迎接貴客。雖然這是電視劇，其中不乏文學虛構的成分，但正如所有的文學素材都來源于生活，來源于歷史素材一樣。《北平無戰事》中的方步亭，在真實的民國歷史中，也是確有其人物原型的。此公就是出身姑蘇名族的貝祖貽。他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身份，就是“遠東保險王”史帶及其“友邦”集團的幕后大佬。
作者 楊之
《北平無戰事》中的方步亭，在真實的民國歷史中的人物原型就是出身姑蘇名族的貝祖貽。“金潮案”牽涉到貝祖貽
在民國后半期，貝祖貽官至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是蔣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的心腹，憑借這一顯赫的權勢網絡，貝氏掌握國民政府的金融命脈，呼風喚雨，叱咤風云，生前享盡榮華富貴。貝祖貽身后還因子而榮，他的兒子就是當今享譽世界的建筑設計大師貝聿銘先生。
或許是金融工作的閱歷使然，貝祖貽在民國政壇上原本是一個行事低調的人物。但是，1947年春爆發讓貝氏卷入其中，成為舉國關注的焦點人物。
上海金融案發生在1947年春，此案直接促動了國民政府的幣制改革，即“金圓券”的發行，并取代1935發行的老貨幣“法幣”。情等待著的發生與貝祖貽領導的中央銀行脫不了干系。中央銀行擁有貨幣發行權，為了應付通貨膨脹的危機，中央銀行被迫發行“大額紙幣”，結果導致“金價狂漲”，令國民政府的紙幣信用盡失。一時之間，上海奸商紛紛套購央行的黃金。
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發行的金元券
據1947年2月11日的《申報》報道：“金鈔在漲風潮，自過了舊歷新年以來，突趨瘋狂；到了昨天黃金已叩七百萬大關，美鈔黑市亦上至一萬三千元，形勢至為混亂，人心亦均惶惶。蓋以金價上漲，必然牽連到一般物價的上漲，使工商趨于萎縮，人民生計益困。”當時，也有謠傳上海“金潮”有共產黨在幕后操縱。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宋子文，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正受到各方猛烈攻擊。宋子文被迫于3月1日辭職，貝祖貽作為宋的親信也被免職。財政部長俞鴻鈞雖然沒有因此去職, 但其權威性無疑也受到一定的影響。
《北平無戰事》中的方步亭
這一背景被移植到《北平無戰事》中。電視劇中的故事情節是：1948年7月，國統區糧價已飆升至36萬法幣一斤，北平參議會決議強令取消一萬五千名東北流亡學生配給糧，引發了學生抗議，爆出了國民黨空軍勾結北平民食調配委員會走私弊案。美國照會將停止對國民政府的援助，中央銀行急電北平分行經理方步亭調查走私賬目。國防部預備干部局少將督察曾可達與調任北平警察局局長的徐鐵英，組成“五人小組”，飛抵北平調查貪腐問題。在調查會議上，“五人小組”各懷鬼胎，而方步亭則被五人小組請去問話。
受命調查金潮案的鄭介民
真實的歷史事件中，貝祖貽也被五人調查小組叫去問話。
軍統提訊貝祖貽
蔣介石特命國民政府軍令部第二廳廳長兼保密局局長（原軍統局）鄭介民會同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負責組織“經濟監察團”，實施緊急措施。1947年2月15日，鄭介民抽調幾百名軍警工作人員，開始普查上海市銀行、金號、米店、股市等交易場所，并偵察監視有操縱嫌疑之人物，一旦發現有可疑之人，隨時逮捕。當日下午2時，鄭介民在其寓所召集上海軍警機關高級人員，討論“經濟監察團”組**員，決定成立“上海五人調查小組”，其成員是：警察局行政處處長方志超，警備司令部稽查處處長陶一珊，市政府參事王新衡，憲兵23團團長吳光運以及中紡公司季源溥，此“五人調查小組”團長由上海警備司令宣鐵吾兼任。
國民政府軍令部兼保密局局長鄭介民赴滬調查上海金潮案的背后，實際上還肩負了蔣介石的秘密使命，就是為即將推行的“幣制改革”做好準備工作。1947 年2 月26 日, 蔣介石面諭財政部部長俞鴻鈞，請其代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和有關行局: “自即日起, 所有資源委員會, 中國、交通、中國農民三銀行, 中信、郵匯兩局所存外匯, 應即悉數移存中央銀行。等因。請即洽辦。”拉開了幣制改革的序幕。
當時的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其子是享譽世界的建筑設計師貝聿銘先生。
與此同時，作為上海金融風潮的當事人，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也如坐針氈，面臨著上海“五人調查小組”的提訊。1947年2月15日上午，鄭介民親自到上海央行調查“2月1日之后黃金交易賬目”，因貝祖貽尚在南京，由貝的助理、央行業務局局長林鳳苞報告“金潮”經過。其后，鄭介民宣稱要“坐鎮滬市，五日內暫不返京”。圍繞出場的上海“金潮案”，國民政府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相互傾軋，行政當局與立法機構，中央與地方，官股與商股之間展開復雜的政治較量，而貝祖貽則處于這場政治風暴的中樞，他的去留與否，直接牽涉到各個政治集團的利益。奉有蔣介石“尚方寶劍”的保密局局長鄭介民如何處置貝祖貽，令國人拭目以待。
提訊現場如迎接貴客1947年6月3日的《申報》提前爆料說：“后日傳訊前國行總裁貝祖貽，林（鳳苞）、楊（安仁）亦同時傳訊。” 6月4日上午9時，上海地檢處終于提訊貝祖貽及其助手等人。聞風而至的各地新聞媒體記者一個個手拿“開麥拉”（Camera,當時的照相機音譯），早已圍在上海地檢處大門入口處的兩側，懷著激動的心情等待著即將出場的上海“金潮案”主要“嫌疑犯”貝祖貽。
此時，地檢處大門口鴉雀無聲，時鐘走到1947年6月4日上午九時零五分。一輛綠色私家騎車緩緩駛來，停在地檢處大門口。貝祖貽在其律師端木凱的陪同下，從容下車。貝氏身著“灰色西裝”，面帶笑容。下車時，記者的“開麥拉”（Cemera）紛紛將貝氏攝入鏡頭。按照正常管理，作為被“提訊者”，貝祖貽應該先到門房報到，但是他沒有，而是徑直向三樓的會客室走去，并且悠閑地坐下來喝茶。于是，地檢處檢察官丁傅恩只好協同書記官司徒碧華到會客室，臨時把會客室作為法庭，開始詢問。至上午11時20分，審訊結束。貝祖貽下樓時，攝影記者們又開動照相機快門，“咔咔地，拍個不停”。記者們把貝祖貽圍住在其汽車門口，請其發表感想。貝祖貽連連笑稱：“我們都是老朋友，老朋友！”拒不發表意見。
事后，上海媒體就這次審訊，進行了冷嘲熱諷，認為上海地檢處提訊貝氏，貝氏的“狂妄表現”令國民政府的法律尊嚴顏面無存。有社論說：“查金潮案直接有關之重要人員，厥為前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因央行出售金條而發生種種黑幕，貝氏實不能辭其咎。金潮案初發時，貝氏名列要犯。當時鄭介民之口號為專打老虎，不拍蒼蠅，故人人為貝氏危。但官僚資本庇護之下，貝氏非但未判罪，甚且法院傳訊時，亦破千古未有之奇聞，以地方監察處辦公室當作偵訊室，檢察官移樽就教，開庭審查……只因被告為一顯要，檢察官丁傅恩不惜破壞法律尊嚴，以會議室權充法庭，實中國司法界之奇恥大辱也。”
這就是歷史中的“方步亭”——貝祖貽在1947年上海“金潮案”中的審訊情形。其面對檢察官的泰然自若，面對記者提問時的“談笑風生”，一句“我們都是老朋友”，足以說明這個歷史上的“方步亭”，也即中央銀行總裁的貝祖貽，其應對調查人員的自如程度，足以讓影視劇中的方步亭望塵莫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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