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瀾將軍子女現狀
導語:國之棟梁,民之驕傲!抗日英雄戴安瀾死了,但他的精神卻永遠活在人民心中!身為遠征軍200師師長的戴安瀾雖然客死異邦但終究把200師帶回國了!然而大英雄戴安瀾將軍子女現狀如何呢?據悉,戴安瀾子女共四個,三男一女,老大戴復東(1928.4.25 -),建筑學與建筑設計專家。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安徽省無為縣人)。老二女兒戴藩籬:上海政協委員。老三戴靖東: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現移居美國。……
戴安瀾將軍子女現狀
戴安瀾子女共四個,三男一女,那么他們的現狀如何?
老大戴復東(1928.4.25 -),建筑學與建筑設計專家。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安徽省無為縣人)。1952年7月畢業于南京大學建筑系。中國科學院院士,現擔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并任中國建筑學會名譽理事、上海建筑學會名譽理事。
老二女兒戴藩籬:上海政協委員。
老三戴靖東: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現移居美國。
老四戴澄東:原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政協港澳臺僑委副主任
老大戴復東(1928.4.25 -),建筑學與建筑設計專家。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安徽省無為縣人)。1952年7月畢業于南京大學建筑系。同年到同濟大學建筑系任教至今,歷任同濟大學建筑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擔任過同濟大學建筑系系主任、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院長,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顧問,同濟規劃建筑設計研究總院總建筑師等職。現擔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并任中國建筑學會名譽理事、上海建筑學會名譽理事。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63年前,一位少年護送著父親的靈柩,經歷了自己人生中最崇高的一次旅程,見證了一個民族對英雄的真摯情感。他就是在緬甸壯烈殉國的中國遠征軍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之子 戴復東。
《世紀之約》專訪戴復東:
記者:1941年您父親帶領遠征軍200師進入緬甸抗敵,您還記得最后一次和父親分手時的情景嗎?
回答:那是1941年的冬天,最后一次大家吃了一頓飯以后,第二天早晨一早他就準備走了。汽車停在那個路邊上,他就走到前面去,把那個車門打開了,回頭朝我們看了一下,笑了一下,然后車子就走了,從此他就離開我們。
記者:后來我們在資料里看到,遠征軍最后的那一場戰斗是非常非常悲壯的。
回答:是的。打到最后我父親就召集全師的軍官在講話,他說如果我打死了,副師長代替,副師長打死了,步兵指揮官代替,步兵指揮官打死了,哪一個團長代替,一個個交代下去,而且他說你們自己下面也要交代下去,所以立下這個決心。而且我父親還寫了遺囑,讓下邊的人也都寫了遺囑。那日本人想把這個部隊消滅的話,那極其極其困難。打到后來杜聿明覺得不能再這樣堅守,于是撤了,撤了日本人還不知道這支部隊撤的,所有的傷兵全部帶走,日本人不知道,第二天早晨日本人再猛烈轟擊這座城市,可是部隊已經走掉了,所以他們非常高興。那么日本人進來發現是座空城,日本人非常氣憤,所以對我父親這個部隊恨之入骨。
但是我父親后來帶部隊回國的時候,日本人就做了五道封鎖線,三道公路兩道河流的封鎖線。但是他們還是一點一點得打回來了,沒有打散,不像其他的部隊,包括杜聿明第5軍那都是一樣的,打到后面日本人打打打全都散掉了,這個部隊始終沒有散,等于凝成一個團就往北面推推推。打到最后一條公路的時候,第5道封鎖線的時候,我父親比較急了一點,就始終打不下來,犧牲也不小,我父親親上第一線,親上第一線的時候,那時候天也快黑了,也看得見,我父親就指揮哪個團怎么樣,哪個部隊怎么怎么樣,站得稍微高了一點點,結果敵人所有的機槍向他掃射,打他肚子打他腸子,腸子打了出來,倒在草里。后來,副師長參謀長臨時弄兩根棍子這么編一編把他擱在那個棍子上頭,捱了八天。
記者:這個八天的經歷后來你們有過了解嗎?父親最后的這八天。
回答:唉,沒有藥,沒有飯,什么也沒有,電臺也打壞了,走了八天,最后不行了,才死掉了。死之前當時那個參謀長問他,說是我們該怎么回去,從哪條路回去,我父親叫他們把地圖拿來。我父親走的不是一般人想走的那條路,指了另外一條路,說從這條路回去,后來才知道日本人在原來準備走的那條路上布置了一個大口袋,張了個那口袋,準備把這個師全部吃掉,結果我父親不知道什么原因,覺得這條路雖然好走,但危險,不如走另外一條路,走了另外一條路,一點妨礙都沒有,日本人一點布置也沒有,結果就回到了中國。那么指完了之后,他叫人把他衣服稍微整一整,把他抬起來,他自己朝北面看了一下,兩眼一閉倒下去了。
記者:我看到在資料里面介紹就是在你父親,剛才講的向北面倒下之后,所有的士兵都舍不得他,一直又繼續抬著他的尸體又走了很久。
回答:抬著走,沒有幾天尸體發臭,這個沒辦法,自然規律,但是他們又不舍得把這個尸體丟掉,于是就拿了一些樹枝什么的用火燒,工兵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棺材,這還是在緬甸境內的事情。抬回來到了騰沖以后,地方上有一個士紳,他覺得這樣一個軍人在為國犧牲,這么個棺材不象話,他把他自己的棺材,楠木棺材,這棺材應該是很值錢的,他把它送給了我父親,他們就他的骨灰擱在里頭,一直抬回國內。
記者:你是怎么得知父親犧牲的消息的?
回答:他出國沒有多久當時報紙上就登出來了,中國軍隊就是父親那個師,在同古殲敵五千人。當時我覺得榮譽得不得了,我覺得我父親實在是了不起,后來又有一次就收復失地,報紙上也登出來了,但是后來就沒有消息了,一直沒有消息。一直沒有消息當然因為我們也不在部隊,沒有經過作戰也不會想到那么多了。有一天我在那個操場上面,在練雙杠,一個同學跑過來告訴我,他說戴復東,你的爸爸是叫戴安瀾嗎?我說是啊,他說死掉了,我一下子就從雙杠上手一松掉下來了。我就問他怎么回事,他說報紙上登的,他說你去看看,結果我就沒找到這張報紙,后來我再問人家,人家也不肯跟我說,當時我心里就很沉重了,那時候我在貴陽清華中學讀書,離貴陽市有18公里遠。我母親是住在貴陽市區里,我不敢跟我母親打任何的招呼,也不敢托人跟她說,我心里想就我自己憋這吧。
記者:那時候你有多大?
回答:我才剛剛13歲多一點。后來有一天我在上課,有個人來找我,說你母親來了叫我去,我心里想糟了大概我母親知道這個事情了。那么見了母親之后,母親和我抱頭大哭,母親告訴我,奶奶還在貴陽,不敢跟奶奶說,當時心里痛苦得不得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但是就知道他已經死了。那時候那幾天晚上上晚自修的時候,學生都在做功課,那時候我就不行了,我跑出來,跑出來我在露天地下我走來走去,我心理就在想,他們多幸福呀,他們有家庭多好呀,我說我這個家庭等于就沒有了,我父親死了以后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怎么辦呀。
老二女兒戴藩籬:上海政協委員。
新華社記者在上海專訪了戴安瀾將軍的女兒戴藩籬,她深情回憶了自己的父親……
1926年軍校畢業以后,戴安瀾就投身到北伐和抗日戰爭之中,功勛卓著。
1933年3月,戴安瀾任國軍17軍25師145團團長,參加長城古北口抗戰,因功獲五等云麾勛章;1937年8月,臺兒莊大捷后他榮獲華胄獎章,并晉升為89師副師長;1938年夏天,他參加了武漢保衛戰,立大功一次;1939年11月他又參加了昆侖關大戰,獲四等“寶鼎勛章”。這些殊榮并非戴安瀾的奮斗目標。在國內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十余年間,他時刻想著如何收復失地、挽救國家。“父親所在那個年代戰火紛飛、列強猖獗。岳飛、文天祥這些民族英雄,就是他最好的榜樣——精忠報國,死而后已!”戴藩籬說。
她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父親抗戰時寫的日記和書信。
1937年8月3日:“愛國心的作用,是如何的偉大啊!……收復東北失地,(中日甲午戰爭以來)六十年的國仇,才可以從此昭雪!夜深了,帶著憤怒的情緒,去尋覓必要的休息。”
9月18日:“今日為‘九·一八’六周年,國難重重,悲憤已極!……我輩應不怨天,不尤人,不消極,不悲觀,來拯救國家,復興民族。”
10月10日:“要完成大業,必須人人有做中國男兒抱負,我們戰爭目的,是為救亡,日本終必敗亡,只在我們奮斗耳。”
“戰死沙場,馬革裹尸,我們覺得悲痛,父親卻覺得很光榮。”戴藩籬說。戴安瀾身陷緬甸,自知回國希望渺茫時,給愛人王荷馨寫過一封家書,其中寫道:“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
戴藩籬女士說,“還因為他是一位正直、廉潔,善于用兵、育兵的難得將才”。父親在長期的軍旅生涯中深刻地認識到:“做人做官,而知識不如人,則危險實蕓。”他認為,無論戰爭大小,凡敗戰,“非器之罪,乃人之罪也,要轉敗為勝,非有訓練之指揮官,以后才有強悍之軍隊”。
“我真正能夠看到父親的時間很少,他總是非常忙碌。”戴藩籬說,“但有一個畫面,將永遠印刻在我的腦海中。” 那是1940年的春天,戴安瀾因為在昆侖關戰役中受了重傷,回到廣西桂林療養。“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后,父親和母親帶著我們出門散步。”戴藩籬回憶說,“記得那時,山上開滿了杜鵑花,母親摘下一朵別在我的頭上,父親看了笑得很幸福……”
這樣的幸福瞬間,在戴安瀾將軍的一生中屈指可數。他始終以大局為重。在寫給兒子戴復東的一封家書中他教育子女:“你總要這樣想:你有個英雄父親,當然是常常離別。如果我是田舍郎,那么我們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但是你愿意要哪一種父親呢?我想,你一定是愿意要英雄父親。所以,對于短時間離別,不要太看重了才好。”
戴安瀾將軍非常重視讀書學習和教育。“父親認為,只有不斷學習,才能提高工作本領,才能增強國民素質,實現國家復興。”戴藩籬說,“后人大多只知道父親是一位馳騁沙場的將軍,卻不知他早年做過私塾先生,對教書育人極為看重。抗戰時期,部隊所到之處,無不興師辦學。”
正是為了秉承戴安瀾遺志,夫人王荷馨1943年投入了全部撫恤金,在廣西全州開辦私立安瀾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老三戴靖東: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現移居美國。
1942年5月26日父親犧牲的時候我才4歲多一點,人還很小,但是父親的一些事情還是時刻記在腦中。有些是淡淡的印象,但有些卻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父親的兵營看他(平時父親都是在兵營中,只有周末才回家和大家團聚),我怎么到兵營,是誰把我帶去的,我也記不清了,但是我清楚的記得,父親看見我以后很高興,那時也正好是吃中午飯的時間,父親就讓我和他一起吃中午飯。當時的菜只有一個,黃豆蒸咸肉,我很喜歡吃,父親見我喜歡吃,就夾很多咸肉和黃豆給我,吃完飯后,父親對我說他還有很多公務要做,沒有時間陪我,讓我回家去,當時我是真想和父親多呆一會,但是還是不得不回家去了。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而且一直到現在我對黃豆蒸咸肉都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常常吃,每當我吃著這菜的時候,就想起我和父親一起吃黃豆蒸咸肉的情景。
還有一件事,當時部隊給父親分配了一輛新汽車,我心里很高興,就在汽車后座位上手舞足蹈起來,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把汽車頂上的車燈玻璃打破了。媽媽當時不在家,不知誰把這事告訴了媽媽,媽媽就說回來以后要把我好好打一頓,當時我知道闖了大禍,媽媽要打我,心里害怕極了,不知道怎么辦,后來不知怎么我就想到了父親。我拿起電話打給父親,接電話的問我找誰,我說找爸爸,他問你爸爸是誰,我接著說我找爸爸,他又再問,這樣問了幾次,我突然想起來講:‘我爸爸是師長”,他一聽就說我馬上讓你爸爸聽電話。等我一聽到父親在電話那頭問我,我就大哭起來。父親叫我不要哭,問我為什么哭,我說媽媽要打我,父親問媽媽為什么要打我,我就把事情告訴他,他一聽馬上對我說,不要哭,他會和媽媽講,叫媽媽不要打我。
最后一次是父親出征緬甸從家里出發前,父親睡午覺,然后洗漱完畢,準備出發。當時父親在找他穿的靴子,我當時在房間里,把兩只腳放在這雙靴子中,在地上拖著走,只見媽媽找到房間來,心里很焦躁的對我說,不要再頑皮了,讓爸爸穿好出發。媽媽當時擔心焦慮的神情,至今我依然記得,父親穿戴整齊后,和全家告別轉身離開。哪知這一次竟是我們和父親的永別,想到這里真不好受。
父親每次周末回家來,我總是吵著要和他睡,他也總是同意,我記得父親抽的煙是那種用圓鐵筒裝的煙,他總是把香煙筒放在床頭自己的枕頭旁邊。
我還記得父親穿軍裝和西裝時,在襯衫和頸子之間,他總放一塊窄窄的白布條,媽媽告訴我那是擋頸子上的油,不要把襯衫領子搞臟了。
父親平時喜歡京戲,休息時常去看。自己也常常穿著戲裝扮演古代的英雄人物,除此之外,由于父親在廣東呆過一段時間,所以他對粵劇也很喜歡,買了不少粵劇的唱片,在家有空就聽。
父親是陸軍,但他對各種作戰飛機也很感興趣,我記得家里就有一本畫冊里面有各種各樣戰斗飛機的照片。后來在貴陽的時候,我也翻看過。
老四戴澄東:原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政協港澳臺僑委副主任
戴澄東是戴安瀾最小的兒子。他說,按照族譜中的排行,應為“恒”字輩,但是父親看到日寇在中國燒殺搶掠,對日寇恨之入骨,所以棄族譜排行不用,給大兒子取名戴覆東,二兒子取名戴靖東,小兒子取名戴澄東,意思是要男兒們勇敢出征,打敗日寇。女兒則叫戴藩籬,意思是修好籬笆,保衛家園。
父親戴安瀾將軍犧牲時,戴澄東還不滿周歲,他說,父親也有普通人的情感,雖然一家人很少在一起,但他很關心家庭,很愛自己的孩子。聽母親說,有一年父親派車去接哥哥和姐姐,哥哥和姐姐在路邊采了很多花,把車打扮成花車,父親見到,開心極了。
戴安瀾一直以“黃埔精神”嚴格要求自己,他本來要成為黃埔軍校一期學員,但是因為身體太瘦弱沒有被接納,于是報名參加了廣州革命軍,在革命軍中,他不僅練就了健康的體魄,因為常常在停放尸體的祠堂站崗,膽量也大了。1925年,他成為黃埔軍校三期學生。
戴澄東說,想到父親,他們那一輩人真的很偉大。黃埔精神,就是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最高處,而且為此可以犧牲一切。這種精神是一顆明珠,也是現在的青年人要學習的榜樣。父親犧牲后,母親教導我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教導我們人窮志不窮,現在,我也是這樣教育子女。我對自己的孩子說,不能給你們的英雄爺爺丟臉。
戴安瀾遺書:致妻子王荷馨
荷馨愛妻如見:
余此次奉命固守東瓜(東瓜即同古城),因上面大計未定,其后方聯絡過遠,敵人行動又快,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們母子今后生活,當更痛苦。但東、靖、籬、澄四兒,俱極聰俊,將來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幾年,即可有福,自有出頭之日矣。望勿以我為念,我要部署殺敵,時間太忙,望你自重,并愛護諸兒,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聞。生活費用,可與志川、子模、爾奎三人洽取,因為他們經手,我亦不知,想他們必能本諸良心,以不負我也。
王荷馨,初名荷心,1907年生。安徽無為人。1927年1月5日與戴安瀾將軍結為伉儷。
他們一共育有四個子女。戴安瀾在緬北戰場犧牲時,小兒子尚在襁褓之中。王荷馨強忍悲痛,不但拉扯自己的孩子,還要照顧公婆以及戴家親族二三十口人。挑起了支撐大家庭的重擔。為了全家人的生存,為了這些兒女的成長,她經歷了許許多多的艱難時日,承受了太多難以想象的苦難艱辛,為了這個家,她付出了一生的心血。1949年,國民政府派人來,要母親帶著孩子們跟他們撤離。母親對他們說:“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輩子就帶著孩子在哪里,決不離開他。”表明了母親對父親的忠貞之情。
王荷馨于1971年3月11日離開了人世。到1974年4月,兄弟姐妹四人帶著母親的骨灰來到蕪湖市小赭山父親墓地,將母親的骨灰盒放進父親的墓中,就和父親的棺木并排放在一起,同時又放了一束母親生前最喜愛的康乃馨花,從此實現了母親的最大心愿——永遠永遠地和父親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
1904年11月25日,戴安瀾出生在安徽無為縣仁泉鄉風和村。少年時期刻苦讀書,立志救國。但因為家境貧寒,缺吃少穿,青少年時代的他長得又瘦又小。1924年,他已經年滿20歲,依然是一副單薄的身子板。此時中國南方,大革命的風潮涌動,有志青年紛紛奔赴廣東省。戴安瀾的祖叔公戴端甫早年追隨孫中山,此時正在廣東建國粵軍第四師中任團長。他修書一封給家鄉,將戴安瀾等叔侄四人都招到廣東參加革命。
這時,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在招生,戴安瀾準備去應考,他的文化水平在當時來講是很不錯的,當不費力。但是,麻煩的是身體,像菜豆芽一樣。結果未能錄取。在征得祖叔公的同意后,他到革命軍中當了一年的二等兵。俗話說:當兵吃糧。到了部隊,可以吃飽肚子了,加上他刻苦鍛煉,身體很快壯起來。到1925年再考黃埔軍校時,他名列前茅地考中了黃埔軍校的第三期。
1926年,戴安瀾從黃埔軍校畢業,在北伐軍司令部任副官連長。戴端甫便寫信給戴安瀾的父親,讓他把戴安瀾從小訂親的王家姑娘接到廣州完婚。王家姑娘也是個苦出身,裹了小腳,目不識丁。而此時的戴安瀾身為北伐軍的年輕軍官,才俊風華,前途無量。若用世俗的眼光看,兩人的地位和條件可謂天壤之別。但是,戴安瀾沒有這樣想。1927年1月5日,他接納了這位過門時連名字都沒有的鄉下姑娘,并給她起了第一個名字:荷心。何謂荷心?乃荷花之芯,花是香美的,但蓮子芯是苦的。王家姑娘自幼吃了不少苦,一個沒有文化的村姑嫁給一個連年征戰的軍人,還要準備吃苦。所以,戴安瀾給妻子起名“荷心”。
荷心嫁給戴安瀾后,一方面操持家務,一方面在戴安瀾的幫助下,開始識字念書。荷心原本天資極佳,一年多的勤耕苦讀,她居然能夠獨立地讀書看報了。戴安瀾非常高興,1928年,他又給夫人起了第二個名字:荷馨。有了文化,苦就變成了甜,盛開的荷花既美且香!
同年,戴安瀾隨北伐軍打到山東濟南。5月3日,日軍借口保護僑民,大開殺戒。戴安瀾親眼目睹無數中國軍民慘遭屠殺,怒不可遏,從此種下了對日本強盜不共戴天的仇恨。不久,大兒子出生了,他給大兒子起名叫戴覆東,覆者,滅亡也,東,當然指的是東洋,即日本帝國主義。其意昭然若揭。其后,女兒降生,他賜名:藩籬,意在扎好籬笆,保衛家園。再后,次子、三子相繼來到人世,戴安瀾給他們起的名字依次是:靖東、澄東,其意不言而喻。
王荷馨一生人如其名。她不僅是賢妻良母,而且吃苦耐勞、深明大義。戴安瀾將軍殉國的時候,小兒子才幾個月大,她遵照戴安瀾的遺囑,一手拉扯著孩子,一手把持著一個大家族的家務。那時戴家住在貴陽的花溪,全家老老少少有二三十口人,全靠她一人操持。贍養老人,教育子女,很不容易。全國解放后,他們家搬到了上海,住在同濟新村,王荷馨擔任了里弄調解員,左鄰右舍的家長里短,她總是能夠協調得讓大家滿意。她善良誠懇,辦事公平,工作出色,獲得了“三八紅旗手”的光榮稱號。
綜上所述,戴安瀾子女共四個,三男一女,那么他們的現狀如何?
老大戴復東:建筑學與建筑設計專家。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安徽省無為縣人)。1952年7月畢業于南京大學建筑系。同年到同濟大學建筑系任教至今,歷任同濟大學建筑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擔任過同濟大學建筑系系主任、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院長,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顧問,同濟規劃建筑設計研究總院總建筑師等職。現擔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并任中國建筑學會名譽理事、上海建筑學會名譽理事。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老二女兒戴藩籬:上海政協委員。
老三戴靖東: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現移居美國。
老四戴澄東:原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政協港澳臺僑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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