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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瀾將軍子女現狀
導語：國之棟梁，民之驕傲!抗日英雄戴安瀾死了，但他的精神卻永遠活在人民心中!身為遠征軍200師師長的戴安瀾雖然客死異邦但終究把200師帶回國了!然而大英雄戴安瀾將軍子女現狀如何呢?據悉，戴安瀾子女共四個，三男一女，老大戴復東(1928.4.25 -)，建筑學與建筑設計專家。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安徽省無為縣人)。老二女兒戴藩籬：上海政協委員。老三戴靖東：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現移居美國。……
戴安瀾將軍子女現狀
戴安瀾子女共四個，三男一女，那么他們的現狀如何?
老大戴復東(1928.4.25 -)，建筑學與建筑設計專家。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安徽省無為縣人)。1952年7月畢業于南京大學建筑系。中國科學院院士，現擔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并任中國建筑學會名譽理事、上海建筑學會名譽理事。
老二女兒戴藩籬：上海政協委員。
老三戴靖東：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現移居美國。
老四戴澄東：原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政協港澳臺僑委副主任
老大戴復東(1928.4.25 -)，建筑學與建筑設計專家。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安徽省無為縣人)。1952年7月畢業于南京大學建筑系。同年到同濟大學建筑系任教至今，歷任同濟大學建筑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擔任過同濟大學建筑系系主任、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院長，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顧問，同濟規劃建筑設計研究總院總建筑師等職。現擔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并任中國建筑學會名譽理事、上海建筑學會名譽理事。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63年前，一位少年護送著父親的靈柩，經歷了自己人生中最崇高的一次旅程，見證了一個民族對英雄的真摯情感。他就是在緬甸壯烈殉國的中國遠征軍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之子 戴復東。
《世紀之約》專訪戴復東：
記者：1941年您父親帶領遠征軍200師進入緬甸抗敵，您還記得最后一次和父親分手時的情景嗎?
回答：那是1941年的冬天，最后一次大家吃了一頓飯以后，第二天早晨一早他就準備走了。汽車停在那個路邊上，他就走到前面去，把那個車門打開了，回頭朝我們看了一下，笑了一下，然后車子就走了，從此他就離開我們。
記者：后來我們在資料里看到，遠征軍最后的那一場戰斗是非常非常悲壯的。
回答：是的。打到最后我父親就召集全師的軍官在講話，他說如果我打死了，副師長代替，副師長打死了，步兵指揮官代替，步兵指揮官打死了，哪一個團長代替，一個個交代下去，而且他說你們自己下面也要交代下去，所以立下這個決心。而且我父親還寫了遺囑，讓下邊的人也都寫了遺囑。那日本人想把這個部隊消滅的話，那極其極其困難。打到后來杜聿明覺得不能再這樣堅守，于是撤了，撤了日本人還不知道這支部隊撤的，所有的傷兵全部帶走，日本人不知道，第二天早晨日本人再猛烈轟擊這座城市，可是部隊已經走掉了，所以他們非常高興。那么日本人進來發現是座空城，日本人非常氣憤，所以對我父親這個部隊恨之入骨。
但是我父親后來帶部隊回國的時候，日本人就做了五道封鎖線，三道公路兩道河流的封鎖線。但是他們還是一點一點得打回來了，沒有打散，不像其他的部隊，包括杜聿明第5軍那都是一樣的，打到后面日本人打打打全都散掉了，這個部隊始終沒有散，等于凝成一個團就往北面推推推。打到最后一條公路的時候，第5道封鎖線的時候，我父親比較急了一點，就始終打不下來，犧牲也不小，我父親親上第一線，親上第一線的時候，那時候天也快黑了，也看得見，我父親就指揮哪個團怎么樣，哪個部隊怎么怎么樣，站得稍微高了一點點，結果敵人所有的機槍向他掃射，打他肚子打他腸子，腸子打了出來，倒在草里。后來，副師長參謀長臨時弄兩根棍子這么編一編把他擱在那個棍子上頭，捱了八天。
記者：這個八天的經歷后來你們有過了解嗎?父親最后的這八天。
回答：唉，沒有藥，沒有飯，什么也沒有，電臺也打壞了，走了八天，最后不行了，才死掉了。死之前當時那個參謀長問他，說是我們該怎么回去，從哪條路回去，我父親叫他們把地圖拿來。我父親走的不是一般人想走的那條路，指了另外一條路，說從這條路回去，后來才知道日本人在原來準備走的那條路上布置了一個大口袋，張了個那口袋，準備把這個師全部吃掉，結果我父親不知道什么原因，覺得這條路雖然好走，但危險，不如走另外一條路，走了另外一條路，一點妨礙都沒有，日本人一點布置也沒有，結果就回到了中國。那么指完了之后，他叫人把他衣服稍微整一整，把他抬起來，他自己朝北面看了一下，兩眼一閉倒下去了。
記者：我看到在資料里面介紹就是在你父親，剛才講的向北面倒下之后，所有的士兵都舍不得他，一直又繼續抬著他的尸體又走了很久。
回答：抬著走，沒有幾天尸體發臭，這個沒辦法，自然規律，但是他們又不舍得把這個尸體丟掉，于是就拿了一些樹枝什么的用火燒，工兵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棺材，這還是在緬甸境內的事情。抬回來到了騰沖以后，地方上有一個士紳，他覺得這樣一個軍人在為國犧牲，這么個棺材不象話，他把他自己的棺材，楠木棺材，這棺材應該是很值錢的，他把它送給了我父親，他們就他的骨灰擱在里頭，一直抬回國內。
記者：你是怎么得知父親犧牲的消息的?
回答：他出國沒有多久當時報紙上就登出來了，中國軍隊就是父親那個師，在同古殲敵五千人。當時我覺得榮譽得不得了，我覺得我父親實在是了不起，后來又有一次就收復失地，報紙上也登出來了，但是后來就沒有消息了，一直沒有消息。一直沒有消息當然因為我們也不在部隊，沒有經過作戰也不會想到那么多了。有一天我在那個操場上面，在練雙杠，一個同學跑過來告訴我，他說戴復東，你的爸爸是叫戴安瀾嗎?我說是啊，他說死掉了，我一下子就從雙杠上手一松掉下來了。我就問他怎么回事，他說報紙上登的，他說你去看看，結果我就沒找到這張報紙，后來我再問人家，人家也不肯跟我說，當時我心里就很沉重了，那時候我在貴陽清華中學讀書，離貴陽市有18公里遠。我母親是住在貴陽市區里，我不敢跟我母親打任何的招呼，也不敢托人跟她說，我心里想就我自己憋這吧。
記者：那時候你有多大?
回答：我才剛剛13歲多一點。后來有一天我在上課，有個人來找我，說你母親來了叫我去，我心里想糟了大概我母親知道這個事情了。那么見了母親之后，母親和我抱頭大哭，母親告訴我，奶奶還在貴陽，不敢跟奶奶說，當時心里痛苦得不得了，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但是就知道他已經死了。那時候那幾天晚上上晚自修的時候，學生都在做功課，那時候我就不行了，我跑出來，跑出來我在露天地下我走來走去，我心理就在想，他們多幸福呀，他們有家庭多好呀，我說我這個家庭等于就沒有了，我父親死了以后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怎么辦呀。
老二女兒戴藩籬：上海政協委員。
新華社記者在上海專訪了戴安瀾將軍的女兒戴藩籬，她深情回憶了自己的父親……
1926年軍校畢業以后，戴安瀾就投身到北伐和抗日戰爭之中，功勛卓著。
1933年3月，戴安瀾任國軍17軍25師145團團長，參加長城古北口抗戰，因功獲五等云麾勛章;1937年8月，臺兒莊大捷后他榮獲華胄獎章，并晉升為89師副師長;1938年夏天，他參加了武漢保衛戰，立大功一次;1939年11月他又參加了昆侖關大戰，獲四等“寶鼎勛章”。這些殊榮并非戴安瀾的奮斗目標。在國內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十余年間，他時刻想著如何收復失地、挽救國家。“父親所在那個年代戰火紛飛、列強猖獗。岳飛、文天祥這些民族英雄，就是他最好的榜樣——精忠報國，死而后已!”戴藩籬說。
她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父親抗戰時寫的日記和書信。
1937年8月3日：“愛國心的作用，是如何的偉大啊!……收復東北失地，(中日甲午戰爭以來)六十年的國仇，才可以從此昭雪!夜深了，帶著憤怒的情緒，去尋覓必要的休息。”
9月18日：“今日為‘九·一八’六周年，國難重重，悲憤已極!……我輩應不怨天，不尤人，不消極，不悲觀，來拯救國家，復興民族。”
10月10日：“要完成大業，必須人人有做中國男兒抱負，我們戰爭目的，是為救亡，日本終必敗亡，只在我們奮斗耳。”
“戰死沙場，馬革裹尸，我們覺得悲痛，父親卻覺得很光榮。”戴藩籬說。戴安瀾身陷緬甸，自知回國希望渺茫時，給愛人王荷馨寫過一封家書，其中寫道：“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
戴藩籬女士說，“還因為他是一位正直、廉潔，善于用兵、育兵的難得將才”。父親在長期的軍旅生涯中深刻地認識到：“做人做官，而知識不如人，則危險實蕓。”他認為，無論戰爭大小，凡敗戰，“非器之罪，乃人之罪也，要轉敗為勝，非有訓練之指揮官，以后才有強悍之軍隊”。
“我真正能夠看到父親的時間很少，他總是非常忙碌。”戴藩籬說，“但有一個畫面，將永遠印刻在我的腦海中。” 那是1940年的春天，戴安瀾因為在昆侖關戰役中受了重傷，回到廣西桂林療養。“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后，父親和母親帶著我們出門散步。”戴藩籬回憶說，“記得那時，山上開滿了杜鵑花，母親摘下一朵別在我的頭上，父親看了笑得很幸福……”
這樣的幸福瞬間，在戴安瀾將軍的一生中屈指可數。他始終以大局為重。在寫給兒子戴復東的一封家書中他教育子女：“你總要這樣想：你有個英雄父親，當然是常常離別。如果我是田舍郎，那么我們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但是你愿意要哪一種父親呢?我想，你一定是愿意要英雄父親。所以，對于短時間離別，不要太看重了才好。”
戴安瀾將軍非常重視讀書學習和教育。“父親認為，只有不斷學習，才能提高工作本領，才能增強國民素質，實現國家復興。”戴藩籬說，“后人大多只知道父親是一位馳騁沙場的將軍，卻不知他早年做過私塾先生，對教書育人極為看重。抗戰時期，部隊所到之處，無不興師辦學。”
正是為了秉承戴安瀾遺志，夫人王荷馨1943年投入了全部撫恤金，在廣西全州開辦私立安瀾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老三戴靖東：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現移居美國。
1942年5月26日父親犧牲的時候我才4歲多一點，人還很小，但是父親的一些事情還是時刻記在腦中。有些是淡淡的印象，但有些卻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中。
我記得有一次我去父親的兵營看他(平時父親都是在兵營中，只有周末才回家和大家團聚)，我怎么到兵營，是誰把我帶去的，我也記不清了，但是我清楚的記得，父親看見我以后很高興，那時也正好是吃中午飯的時間，父親就讓我和他一起吃中午飯。當時的菜只有一個，黃豆蒸咸肉，我很喜歡吃，父親見我喜歡吃，就夾很多咸肉和黃豆給我，吃完飯后，父親對我說他還有很多公務要做，沒有時間陪我，讓我回家去，當時我是真想和父親多呆一會，但是還是不得不回家去了。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而且一直到現在我對黃豆蒸咸肉都有一種特殊的情感，常常吃，每當我吃著這菜的時候，就想起我和父親一起吃黃豆蒸咸肉的情景。
還有一件事，當時部隊給父親分配了一輛新汽車，我心里很高興，就在汽車后座位上手舞足蹈起來，不知怎么搞的，一下子把汽車頂上的車燈玻璃打破了。媽媽當時不在家，不知誰把這事告訴了媽媽，媽媽就說回來以后要把我好好打一頓，當時我知道闖了大禍，媽媽要打我，心里害怕極了，不知道怎么辦，后來不知怎么我就想到了父親。我拿起電話打給父親，接電話的問我找誰，我說找爸爸，他問你爸爸是誰，我接著說我找爸爸，他又再問，這樣問了幾次，我突然想起來講：‘我爸爸是師長”，他一聽就說我馬上讓你爸爸聽電話。等我一聽到父親在電話那頭問我，我就大哭起來。父親叫我不要哭，問我為什么哭，我說媽媽要打我，父親問媽媽為什么要打我，我就把事情告訴他，他一聽馬上對我說，不要哭，他會和媽媽講，叫媽媽不要打我。
最后一次是父親出征緬甸從家里出發前，父親睡午覺，然后洗漱完畢，準備出發。當時父親在找他穿的靴子，我當時在房間里，把兩只腳放在這雙靴子中，在地上拖著走，只見媽媽找到房間來，心里很焦躁的對我說，不要再頑皮了，讓爸爸穿好出發。媽媽當時擔心焦慮的神情，至今我依然記得，父親穿戴整齊后，和全家告別轉身離開。哪知這一次竟是我們和父親的永別，想到這里真不好受。
父親每次周末回家來，我總是吵著要和他睡，他也總是同意，我記得父親抽的煙是那種用圓鐵筒裝的煙，他總是把香煙筒放在床頭自己的枕頭旁邊。
我還記得父親穿軍裝和西裝時，在襯衫和頸子之間，他總放一塊窄窄的白布條，媽媽告訴我那是擋頸子上的油，不要把襯衫領子搞臟了。
父親平時喜歡京戲，休息時常去看。自己也常常穿著戲裝扮演古代的英雄人物，除此之外，由于父親在廣東呆過一段時間，所以他對粵劇也很喜歡，買了不少粵劇的唱片，在家有空就聽。
父親是陸軍，但他對各種作戰飛機也很感興趣，我記得家里就有一本畫冊里面有各種各樣戰斗飛機的照片。后來在貴陽的時候，我也翻看過。
老四戴澄東：原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政協港澳臺僑委副主任
戴澄東是戴安瀾最小的兒子。他說，按照族譜中的排行，應為“恒”字輩，但是父親看到日寇在中國燒殺搶掠，對日寇恨之入骨，所以棄族譜排行不用，給大兒子取名戴覆東，二兒子取名戴靖東，小兒子取名戴澄東，意思是要男兒們勇敢出征，打敗日寇。女兒則叫戴藩籬，意思是修好籬笆，保衛家園。
父親戴安瀾將軍犧牲時，戴澄東還不滿周歲，他說，父親也有普通人的情感，雖然一家人很少在一起，但他很關心家庭，很愛自己的孩子。聽母親說，有一年父親派車去接哥哥和姐姐，哥哥和姐姐在路邊采了很多花，把車打扮成花車，父親見到，開心極了。
戴安瀾一直以“黃埔精神”嚴格要求自己，他本來要成為黃埔軍校一期學員，但是因為身體太瘦弱沒有被接納，于是報名參加了廣州革命軍，在革命軍中，他不僅練就了健康的體魄，因為常常在停放尸體的祠堂站崗，膽量也大了。1925年，他成為黃埔軍校三期學生。
戴澄東說，想到父親，他們那一輩人真的很偉大。黃埔精神，就是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最高處，而且為此可以犧牲一切。這種精神是一顆明珠，也是現在的青年人要學習的榜樣。父親犧牲后，母親教導我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教導我們人窮志不窮，現在，我也是這樣教育子女。我對自己的孩子說，不能給你們的英雄爺爺丟臉。
戴安瀾遺書：致妻子王荷馨
荷馨愛妻如見：
余此次奉命固守東瓜(東瓜即同古城)，因上面大計未定，其后方聯絡過遠，敵人行動又快，現在孤軍奮斗，決以全部犧牲，以報國家養育!為國戰死，事極光榮，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們母子今后生活，當更痛苦。但東、靖、籬、澄四兒，俱極聰俊，將來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幾年，即可有福，自有出頭之日矣。望勿以我為念，我要部署殺敵，時間太忙，望你自重，并愛護諸兒，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聞。生活費用，可與志川、子模、爾奎三人洽取，因為他們經手，我亦不知，想他們必能本諸良心，以不負我也。
王荷馨，初名荷心，1907年生。安徽無為人。1927年1月5日與戴安瀾將軍結為伉儷。
他們一共育有四個子女。戴安瀾在緬北戰場犧牲時，小兒子尚在襁褓之中。王荷馨強忍悲痛，不但拉扯自己的孩子，還要照顧公婆以及戴家親族二三十口人。挑起了支撐大家庭的重擔。為了全家人的生存，為了這些兒女的成長，她經歷了許許多多的艱難時日，承受了太多難以想象的苦難艱辛，為了這個家，她付出了一生的心血。1949年，國民政府派人來，要母親帶著孩子們跟他們撤離。母親對他們說：“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輩子就帶著孩子在哪里，決不離開他。”表明了母親對父親的忠貞之情。
王荷馨于1971年3月11日離開了人世。到1974年4月，兄弟姐妹四人帶著母親的骨灰來到蕪湖市小赭山父親墓地，將母親的骨灰盒放進父親的墓中，就和父親的棺木并排放在一起，同時又放了一束母親生前最喜愛的康乃馨花，從此實現了母親的最大心愿——永遠永遠地和父親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
1904年11月25日，戴安瀾出生在安徽無為縣仁泉鄉風和村。少年時期刻苦讀書，立志救國。但因為家境貧寒，缺吃少穿，青少年時代的他長得又瘦又小。1924年，他已經年滿20歲，依然是一副單薄的身子板。此時中國南方，大革命的風潮涌動，有志青年紛紛奔赴廣東省。戴安瀾的祖叔公戴端甫早年追隨孫中山，此時正在廣東建國粵軍第四師中任團長。他修書一封給家鄉，將戴安瀾等叔侄四人都招到廣東參加革命。
這時，黃埔軍校第一期正在招生，戴安瀾準備去應考，他的文化水平在當時來講是很不錯的，當不費力。但是，麻煩的是身體，像菜豆芽一樣。結果未能錄取。在征得祖叔公的同意后，他到革命軍中當了一年的二等兵。俗話說：當兵吃糧。到了部隊，可以吃飽肚子了，加上他刻苦鍛煉，身體很快壯起來。到1925年再考黃埔軍校時，他名列前茅地考中了黃埔軍校的第三期。
1926年，戴安瀾從黃埔軍校畢業，在北伐軍司令部任副官連長。戴端甫便寫信給戴安瀾的父親，讓他把戴安瀾從小訂親的王家姑娘接到廣州完婚。王家姑娘也是個苦出身，裹了小腳，目不識丁。而此時的戴安瀾身為北伐軍的年輕軍官，才俊風華，前途無量。若用世俗的眼光看，兩人的地位和條件可謂天壤之別。但是，戴安瀾沒有這樣想。1927年1月5日，他接納了這位過門時連名字都沒有的鄉下姑娘，并給她起了第一個名字：荷心。何謂荷心?乃荷花之芯，花是香美的，但蓮子芯是苦的。王家姑娘自幼吃了不少苦，一個沒有文化的村姑嫁給一個連年征戰的軍人，還要準備吃苦。所以，戴安瀾給妻子起名“荷心”。
荷心嫁給戴安瀾后，一方面操持家務，一方面在戴安瀾的幫助下，開始識字念書。荷心原本天資極佳，一年多的勤耕苦讀，她居然能夠獨立地讀書看報了。戴安瀾非常高興，1928年，他又給夫人起了第二個名字：荷馨。有了文化，苦就變成了甜，盛開的荷花既美且香!
同年，戴安瀾隨北伐軍打到山東濟南。5月3日，日軍借口保護僑民，大開殺戒。戴安瀾親眼目睹無數中國軍民慘遭屠殺，怒不可遏，從此種下了對日本強盜不共戴天的仇恨。不久，大兒子出生了，他給大兒子起名叫戴覆東，覆者，滅亡也，東，當然指的是東洋，即日本帝國主義。其意昭然若揭。其后，女兒降生，他賜名：藩籬，意在扎好籬笆，保衛家園。再后，次子、三子相繼來到人世，戴安瀾給他們起的名字依次是：靖東、澄東，其意不言而喻。
王荷馨一生人如其名。她不僅是賢妻良母，而且吃苦耐勞、深明大義。戴安瀾將軍殉國的時候，小兒子才幾個月大，她遵照戴安瀾的遺囑，一手拉扯著孩子，一手把持著一個大家族的家務。那時戴家住在貴陽的花溪，全家老老少少有二三十口人，全靠她一人操持。贍養老人，教育子女，很不容易。全國解放后，他們家搬到了上海，住在同濟新村，王荷馨擔任了里弄調解員，左鄰右舍的家長里短，她總是能夠協調得讓大家滿意。她善良誠懇，辦事公平，工作出色，獲得了“三八紅旗手”的光榮稱號。
綜上所述，戴安瀾子女共四個，三男一女，那么他們的現狀如何?
老大戴復東：建筑學與建筑設計專家。出生于廣東省廣州市(安徽省無為縣人)。1952年7月畢業于南京大學建筑系。同年到同濟大學建筑系任教至今，歷任同濟大學建筑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先后擔任過同濟大學建筑系系主任、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副院長、院長，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顧問，同濟規劃建筑設計研究總院總建筑師等職。現擔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一級注冊建筑師，并任中國建筑學會名譽理事、上海建筑學會名譽理事。199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老二女兒戴藩籬：上海政協委員。
老三戴靖東：原南京理工學院教授，現移居美國。
老四戴澄東：原江蘇省委統戰部副部長，省政協港澳臺僑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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